经典黑帮题材电影《教父》问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了，笔者观赏这部电影也不下五次。但每一次重看《教父》，总能得到一些新的启示，带来新的感慨。近日，我又重看了一遍教父，思绪不由得落到那段震撼人心的考利昂与新兴贩毒黑帮的交锋上。

　　上世纪中叶，贩毒在西方仍然是极其严重的罪行，贩卖大麻在美国大多数州都会面临至少20年的监禁——与此同时，谋杀罪判刑至少15年，强奸罪至少10年。但正如马克思所说，假如有300%的利润，资本就敢冒一切风险，践踏一切社会道德。在《教父》中，其他黑帮家族去找教父合作贩毒，并非仅仅是因为教父有很多钱可以投资，更因为教父的口袋里有议员。当黑帮毒贩被抓，就要面临几十年的刑期，贩毒网络难以为继，且警察也不敢轻易与毒贩合作，贩毒被抓的概率很高。所以毒贩们才需要教父口袋中的议员和法官，通过后者修改法律、减轻判决，使得贩毒只需坐一两年牢即可。他们说：

　　“考利昂阁下握有全纽约法律界以及政客的势力，他就必须与大家分享，让大家都能利用他们。他必须让我们分享利益，大家一起发财。当然他能因这种服务向大家收费。毕竟我们不是共产党。”

　　在影片中，教父断然拒绝了毒贩们的要求。他说：

　　“我相信毒品生意在未来几年会毁了我们。”

　　由此导致了一场规模巨大的黑帮战争。

　　近年来，西方掀起了一股“毒品合法化”的潮流。部分欧洲国家，如葡萄牙、荷兰、西班牙等，早已实现吸毒合法化，法国则在去年开放了首家合法的吸毒室，加拿大也将于2018年开放80家大麻店，2020年预计将达到150家，3年增长超50%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2017年11月起实现大麻食品合法化。即使暂时还没有毒品合法化的西方国家，如新西兰、意大利、德国和美国，也纷纷在立法机构层面进行合法化的讨论，且讨论顺利，合法化指日可待。

　　如此多的“民主”国家将毒品合法化，吸毒自由转眼成了“普世价值”。这让《教父》当中考利昂家族为了对抗贩毒搞得家破人亡显得有些可笑了。

　　显然，现实中的“教父”并没有扛住毒品巨额利润的诱惑，而他们口袋中的议员、媒体和NGO们也在黑金刺激下纷纷起舞。他们在主流媒体上长期发布各种调查报告和专家评论文章，鼓吹“毒品对社会无害”、“禁毒违反人权”和“禁毒不现实”。他们说，大麻合法化并不会导致社会崩溃；他们说，“反正”警察也管不住毒品。对于毒品合法化可能带来的危害，他们不是一笔带过，就是语焉不详：“有人因合法化而滥用毒品吗？肯定有。有人因吸大麻而去尝试更厉害的毒品吗？也许有吧。”然后……就没然后了。

　　对于曾经被鸦片祸害过上百年的中国人来说，这些道理简直是不辨自明的。毒品不会导致社会崩溃吗？当然不会，一个被毒品抽取了活力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当然不会崩溃，甚至可能会更加稳定，因为瘾君子是不会造反的。民国年间有些地主故意让自己的子弟沾上鸦片烟瘾，不怕他们窝在家里抽大烟，就怕他们读书上进，接触共产主义思想，走上革命道路。但是沉迷于毒品的国家难道不会变得越来越虚弱么？正如林则徐所言：“再无可战之兵，再无可用之饷。”难道这些西方国家就不怕毒品削弱自己的国家么？

　　对此，《教父》同样作出了振聋发聩的预言：

　　“我想以正派的方法来经营毒品生意。我不要把它卖给孩子。我只想卖给那些黑人，或者在有色人种中流通。他们反正是动物，所以让他们去堕落吧。”

　　2017年11月11月21日，愤怒的华人在旧金山集会，抗议“大麻店为何总在华人区”，呼吁司法部行使权力予以管制。然而旧金山明年就要实现娱乐用大麻合法化，大麻店设在哪里，都将经过美国“完善”的法律认定。所以，抗议能有什么用呢？

　　年少的我曾经以为，政府的权力少一分，社会的自由就多一分。但是长大以后我才发现，权力永远没有真空。政府放弃权力，那么自然有其他力量来接管。一些清醒的观察者认为，“毒品合法化”，本质上是对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的抛弃。所谓“吸毒的自由”，不如说是“贩毒的自由”，是贩毒黑帮“控制贫民区的自由”，是政府“明目张胆地偷懒的自由”，是一种“合法的懒政”。

　　习近平同志在谈到“简政放权”时曾说：既要放也要接，“自由落体”不行，该管的事没人管了不行。我们是共产党人，我们坚信在奔向小康的道路上“一个也不能少”，在社会治理的征程中“不抛弃，不放弃”。党政军学民，东西南北中，党领导一切，这是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根本性的不同之处。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法律人，更没有理由怠惰、偷懒。我们要把担当、把社会责任感放在肩头，沿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康庄，阔步前行。